伍里川

　　去年国内一著名调查机构在京沪穗三市进行的一项与1995年同题的民意测验表明：时隔8年，中国人对中国的认同度大幅上升，在世界各国中，中国人最认中国……于是有人得出结论，中国人不再“崇洋媚外”了。(2004年11月24日《江南时报》)受此前中国人均性伴侣数调查的影响，“中国人对中国的认同度”调查甫一面世，便受到三点质疑：一是你的动机，是不是有卖安全套之类的隐性目的；二是你的最大范围，你面对全中国的有效群体调查做不到，那你最大调查范围是什么？须知范围太小，代表性便打了折扣；三是渠道，网络是虚拟世界，能承载多少真相？

　　“中国人对中国的认同度调查”由零点调查与指标数据网进行，据说这是国内著名的调查机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通过搞调查而搞出名的机构，这实际上隐指了它的动机。调查仅在京沪穗进行，通过网络，这就是这类调查不能免俗的地方：相信网络的便利，形如偷懒；相信京沪穗的影响，形如用富翁代表全体国民。笔者发出这番臆测其实无欲与彼君们一辩高下，只是想证明一点，我们正面临着被此类“莫须有调查”弄得心猿意马、找不到北。

　　如果说某调查机构强塞给中国人近20名性伴侣给人粗俗的感觉，那么，“中国人对中国的认同度大幅上升”，特别是“国人不再崇洋媚外”的结论则给人复杂的感觉———中国人爱国情空前高涨的信息是调查或调查机构告诉我们的，我们自己没有更好的感知渠道。调查或调查机构能够带给我们成就感、自豪感，即便是荒诞感那也是够宏伟的，只是，我们真的到了没有调查就无法重拾信心的地步了吗？作为社会心理学研究手段之一，调查功不可没，可是当它代替我们认识、发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则难免让人惶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