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道生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播发了一条“我国已经提前一年实现‘十五’计划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两大重要指标”的消息，说“根据‘十五’计划，2005年我国GDP将达到12.5万亿元左右，人均GDP达到9400元。而我国在2004年，GDP就已经达到13.65万亿元，人均GDP突破1万元。”

　　从“GDP发展万岁观”来看，应该说，这是一条应该值得肯定的好消息。因为在这一条消息中给人们以下这样的四个“信息”：一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继续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二是中国的国力在继续以惊人的速度提高着，在国际上的发言权大大地增加了；三是尽管国家近年来实行宏观调控政策，然而它一点都没有影响中国的经济大踏步地向前发展；四是其中大量凝聚着上至中央领导下至黎民百姓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而努力、而奋斗的心血和智慧……

　　然而从“科学发展观”来看，应该说，这又是一条需要我们冷静思考、进行科学反思的好消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社会在为这个“提前一年实现‘十五’计划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个结果付出了许多不应该付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很是沉重的代价，包括社会和谐方面的代价。

　　十六大后社会出现一些新变化，这“新”在哪里？我认为，它的“新”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是可以“浓缩”到以下二条：一条是“科学发展观”，另一条是“和谐社会论”，简单地说，前一条是怎样发展“生产力”的，后一条是怎样处理“生产关系”的。

　　我绝对不认为过去我们的社会发展执行的就是一条“惟GDP发展万岁观”，那样说是不客观的、不实事求是的，甚至可以说是极端的。然而，在过去的社会发展方面却是或多或少地烙上了“惟GDP发展万岁观”的痕迹，如果从“多、快、好、省”的标准来看，则是侧重于“多、快”，“好、省”则弱了许多，而且坦率地说，它会给“和谐社会”留下了“不大不小的后遗症”。这样说有没有根据？有以下四条。

　　理由之一，繁重的“宏观调控”已经反映出“惟GDP发展万岁观”不可等闲视之。

　　十六大以来为什么社会“宏观调控”的任务那么重？为什么在一些地区、部门、领域受到的阻力会那么大？而且只要中央“稍不注意”在一些地区、部门、领域经济过热的现象就会反弹？原因自然很复杂，关键一点就在于“惟GDP发展万岁观”对一些地区、部门、领域的影响很深、很强、很厉害，因而发展就只考虑本地区、本部门、本领域的利益，完全不顾大局、不顾整体，低水平的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重视投资，大搞粗放经济，不切实际的贪大、贪洋、贪全，与中央“斗法”的有之，“化零为整”的有之，“先斩后奏”的有之，“瞒天过海”的有之，“不予理睬”的有之……总之一句话，就是要来个“既成事实”，将“难题”出给中央看，反正我是为了“本地区、本部门、本领域的利益”这个“小公”的利益，看你们怎么办？！请不要忘掉，纳入我国GDP总量的数字是不分“高质”与“低质”的，只要有产值，不管你是重复的、低水平的、盲目投资的，都统统会“收录”进去的。

　　理由之二，有些地方的发展是“透支”了“子孙们的GDP”。

　　为什么最近会频频出现“绿色GDP”这五个字？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在一些地方的发展是以牺牲环境、牺牲后代子孙利益为代价的，为了这个GDP，发达国家的污染企业跑进来了，港澳台地区的污染企业跑进来了，沿海发达地区的污染企业跑进来了。于是，黄河的水不能喝了，淮河的水不能喝了，长江已经变成了第二条黄河，的确，守着自己的江河不能喝自己江河并水，这决不是个别现象，“与此相应”的是，作为被严重污染结果的“癌症村”却一个一个地在神州大地出现：陕西华县的“癌症村”、新疆呼救图壁县“癌症村”、四川遂宁市蓬溪县“癌症村”、江苏盐城“癌症村”、河北“癌症村”、天津市北辰区“癌症村”、淮河最大支流沙颍河沿岸的河南省沈丘县“癌症村群落”……当然，在提前一年实现GDP的GDP中是决不会将“癌症村”及其以牺牲环境、牺牲后代子孙利益为代价的“负GDP”统计进去的，而将这些“癌症村”掩盖起来的正是这个“惟GDP发展万岁观”的GDP。

　　理由之三，“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值得忧虑。

　　还不得不指出的是，在这个“提前一年实现的GDP”中，其科技含量是比较低的。统计资料表明，发达国家的工业增长70%以上靠科技投入与技术进步，而我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占20%左右。据测算，我国每创造一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是日本的11.5倍。若是要问这样“提前”、“增长”方式是不是能维持下去。我想，是绝对不行的。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占世界人均水平的比重的43%；人均原油储量仅占世界人均水平的比重的11%。我国的资源面临的形势是“地大而物不博，人多而物不丰”，粗放型增长方式加剧了人与资源之间的矛盾，形势确实很严峻，因而没有理由津津乐道于这个“提前一年实现的GDP”之中。

　　理由之四，是增加了，然而社会的不和谐亦在同步(甚至加速)地增加了。

　　“农村的圈地运动”使各地开发区像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了，“城市的拆迁运动”加快了大都市的发展，而“国企的改制”亦增加了企业的“活力”……所有这些，对“GDP”总量的增加来说，实在是“功不可没”的，因为对“GDP”来说，是不问手段和方式的，它只要的是“产值”。然而对“社会和谐”来说，“农村的圈地运动”使中国社会凭空多出了4000万“三无农民”，一个“国企的改制”使中国社会凭空多出了数以千万计的“下岗工人”，一个“城市的拆迁运动”，譬如像嘉禾那样的野蛮拆迁，又增加了多少社会不和谐的因素？而所有这些，对“GDP”总量的增加来说，可以说是“忽略不计”的，这就是“惟GDP”的重要涵义。但是，这种“惟GDP”的“发展”后果呢？有两个：一方面是“黄金发展期”，另一方面是“矛盾凸显期”，如今的社会矛盾、社会潜伏着的矛盾、社会正在生长着的矛盾可不是一点点的啊。是啊，如果社会急剧发展是以牺牲社会和谐为代价的话，那么，依我看，社会的这个“急剧发展”还是慢一点的为好，还是要在和谐中发展。

　　应该说，比之从前，我们现在的社会理性得多了，就以这个“我国已经提前一年实现‘十五’计划国内生产总值(GDP)”的“重大利好”来说，我们的社会就没有对它进行“习惯性地大吹特吹”，我想，之所以没有进行“习惯性地大吹特吹”，就是“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越来越深入人心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