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立杨

清末民初的文武之间，距离和分野的痕迹都不大明显，有的武人文采甚佳；相当数量的文人，也时时葆有武装行事的气质。

那时候的人，在行为方式上，就很少有忍气吞声的。

佯狂玩弄世中，他们甚至可以说携带相当分量的暴力倾向。

杨笃生北京骑毛驴看书骂人，连死都是由着性子来，《南社诗话》判断，“湖南志士好自杀，而自杀尤好沉水。”譬如陈天华、姚宏业、杨笃生等，皆然。笃生遗书给吴稚晖：“有生无乐，得死为佳。”说得透辟、简捷无以复加。1911年8月初，他在英国利物浦海口投大西洋死。陈天华则在孙中山和黄兴面前，有时无端地就大哭起来，他在日本海滨投海。

章太炎本已自承为疯病，但他更指康有为病狂之极。他给谭献写信，说康有为想当比皇帝还厉害的教皇，康有为的目光直而亮，狂悖滋甚，分明是精神病的症状。

还是在戊戌变法之前的《时务报》时代，章太炎参与康、梁办报。很快矛盾就起来了，根子当然在学术思想的歧异。此前谭嗣同也来，并形容梁启超即贾长沙、章太炎为司马相如，没有提到章的朋友麦仲华，麦很不高兴。先是写文章斥骂，再是当面不愉快，再就打起来了。因章骂康派为教匪，而对方回骂他为陋儒小狗！康派的梁作霖就说，当初在广东的时候，有个孝廉骂我们康先生，就在大庭广众之下，不是被我们打惨了吗！打！由梁启超等带队，一伙人来到时务报，咆哮叫唤，一番拳脚，砸向章太炎和麦仲华，章也不示弱，予以反击。章太炎的《自订年谱》说那些人来打架，未说梁启超亲与。但据金宏达的《太炎先生》一书说，梁启超还挨了章太炎的一耳光。此事发生后，章太炎便离开上海，移师杭州，为的是康梁仗势欺人，恐怕又要打起来。

章氏性格简诞狷狂，惹了他还得了吗？好谈政治，好作幻想大言，多不切于实际。所以常常做出令“高级食肉动物”极端头痛和难以收场的事情。袁世凯其势方炽时，他给袁写信，口气好象训斥孙子似的。末了居然说“书此达意，于三日内答复”。章先生对同一阵营也骂，骂吴敬恒：“善钳尔口，勿令舔痈；善补尔袴，勿令后穿”等语，形容刻骨，诙谐抵于恶毒。有一次，竟骂蔡元培为法国人，非中国人。

事实上章先生一生是不甘寂寞的。民国肇建，钟情军阀如吴佩孚和孙传芳，动辄发通电表示政治见解，1914年春，他被袁世凯骗到北京，陆军执法处长陆建章派宪兵监视。章先生得知，遂操手杖挥打，宪兵逃窜，章曰“袁狗被吾逐去也”。长时羁滞北京，等于无形监狱，意志郁郁，一次约见袁世凯，久不见其人，大怒，挥杖击毁招待室器物，扫数以尽；且跳脚大骂。他到街上吃饭，以花生米佐酒，去花生蒂时，大声说，“杀了袁皇帝头也”。其事杂见于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疯、癫、狂、痴，倒也加深了他的思想的味道，这个恣睢放纵，豪气干云的“民国之祢衡”！

清末老中国儿女的精神岁月，最需要青年的激烈来修葺滋长。党人多激烈，党人中亦多青年心理及生理上的青年。失却了这种激烈的青年，则一切专制极权真可以万世长存，桀纣就不用出奔和自焚了。叶圣陶论中年人的生活方式，对其老成安详，圣人样的搭起架子，颇多惋惜和哀怒，“一个堪为士则世范的中年人的完成，便是一个天真活泼爽直矫健青年的毁灭。”(《未厌居习作·中年人》民国28年版)“青年”的内涵，正容纳生命热烈真实的意义在里头。1907年梁启超赴日本东京演讲，观者逾千人，梁氏开讲方谓“我国必须立宪，现在朝廷下诏立宪，诸君应当欢欣鼓舞……”话音未毕，宋教仁、仇鳌、张继等同盟会员四百余人起立，张继且高叫“马鹿！狗屁，打！”挥杖欲击，梁启超无奈，望后门疾走逸脱。接着宋教仁上台宣示革命宗旨，全场掌声雷动(参见《辛亥革命回忆录》1卷442页，中华书局，1961年)，其后《新民丛报》已呈一蹶不振之势。从直观的意义上说，亦可谓是“青年”对“中年”的胜利。这颇合但丁老师维其略的“避开惰性说”———设若精神不随肉体堕落，则可望越过一切困厄险阻(《神曲·地狱篇》二十四节)。

同盟会的学者，奔走革命，浪迹四海，荆棘载途，备尝困厄。然其一番率性的行止，往往不请自来。

雷昭性的文章看其标题就知其是由着性子来。《英雄乎奸雄乎》、《激烈和平不可偏废》、《咄咄狗党之毒心》……1912年初，奔赴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处就职。但他极端嫌恶南北议和的气氛。他看不起袁世凯，曾著文《咄咄袁奴有何总统资格》。等到以袁代孙的大局已定，他一怒之下，飘然而去，深入杭州孤山问梅去矣。刺杀五大臣的吴樾，他的朋友赵声，乃新军中的革命党，其诗题如《双擎白眼看天下》，直承白眼看鸡虫的路数而来，特别形象的表达了他们那一番由着性子来的心曲。

苏曼殊，他的诗歌，以及以浅近的文言小说，描述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真是哀感顽艳到极点，他一度还研习兵法，练习手枪射击和炸弹技术，准备参与武力起事。他也曾提起手枪扬言要刺杀清廷官吏。刘文典是刘师培、苏曼殊的学生，他后来行事，也都是典型的由着性子来。

抗战军兴之前，张学良丧师失地，马君武先生写了“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美人窝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那首传播一时的讽刺诗。

今天有人撰文说，此事涉及侵犯个人名誉权：照现在的行情，张学良、赵四小姐、胡蝶小姐等人是肯定要状告马君武的，这场官司打定了，法院不但要马君武在各种报刊媒体上公开道歉，肯定还要付出一笔不菲的精神损失费。而且，张学良当时位高权重，而马君武仅仅是广西大学的校长，如果张学良真要修理修理马君武一番，恐怕也并不困难。

这说法荒谬到令人喷饭。马是同盟会元老。后为避清廷缉捕，一度流亡德国。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北京临时执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广西省长等职。1926年任广西大学校长。他曾经是孙中山的秘书长、同盟会章程八位起草者之一，同盟会广西分会会长。其地位的比配，全然不是上文所说那么一回事。当年，张学良的爸爸还虔诚地想去给孙中山当卫队队长呢，学良要想修理马君武，不是“不困难”，而是相当困难，不敢也不能！况张氏为当时全国舆论叱骂中心，他要起诉，真成了一个笑话。

其实，马先生就是由着性子写诗。民元前十年，在日本，梁启超、章太炎等组织反清复明纪念会，日本当局威吓，梁启超等纷纷退出，马君武乃最后的坚持者。民初，他怀疑宋教仁倒向袁世凯，在南京临时总统府，他对宋教仁大加质询，而宋先打他脸颊，马君武大怒，奋起还击，重伤其眼睛。“宋以是质马，而亟批其左颊，马还击，伤宋目。宋入病院，旬日始愈。”(参见胡汉民自传)1917年初，在国会讨论对德宣战的会上，马君武等人为反战反独裁之中坚，但政学系骨干李肇甫却赞成对德宣战。马君武大怒：“放狗屁！”说罢举杖击打李肇甫。

早期同盟会居留日本的时候，苏曼殊天真，而马君武较真。一次论诗，马君武为苏所屈，“转羞为怒，急起，奋拳欲殴曼殊，曼殊茫然。杨沧伯起而排解，始已”(见《南社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