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彪

北宋大文豪欧阳修，文章冠绝一时，是当时公认的文坛领袖，曾提携了一批后进之士，如苏门父子三人，王安石，曾巩等。晚年时，他对自己的文章似乎少了些自信，往往数易其稿，犹不满意，有时干脆一烧了之。夫人见他如此辛苦，劝说道：“你何必如此在乎？以你现在的地位，还怕哪个来说短道长？”欧阳修答道：“怕后生笑。”

欧阳修的“怕后生笑”，今天看来纯属多余，千载而下，我们读欧阳修，读出来的依然是敬仰。敬仰他的奖掖后进，正直敢言，是非明晰，立论宏远，为苍生忧，为社稷虑。不过欧阳修严于自律，对后人负责的精神的确令人感动和敬佩。

文章(或诗)究竟有多大的功用？要看你站在什么角度看，古往今来，有人奉为至尊，谓为“经国之大业”，有人视如寇仇，谓为洪水猛兽。事实上，文章没那那么高贵，也没那么可怕。它的最基本的功能不过是传承文明而已。以我的阅读体验，即便是那些在当时产生过轰动效应流传至今的名篇佳构，也是温柔敦厚的多，绵里藏针的少。翻翻高中统编教材(人教版)这种感受就更强烈。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到李密的《陈情表》再到苏东坡的《后赤壁赋》等，文采辞章堪称典范，但字里行间蕴涵的无奈与辛酸，压抑与悲愤以及屈服于环境或权势的洒脱与旷达……依然能给我们的心灵一种无法言说的震颤，引发我们对历史、现实、未来的深沉思考。从这些曾“点燃过去、点亮未来”的曲曲折折文字里，我们依然能读出先辈的有为与无为，想为与不能为。

由此我想到了杂文的功用。因了鲁迅的参照，我们很多人，包括杂文作者，都有一种认识，以为杂文真有激浊扬清、革故鼎新的作用。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给杂文设置了太多的预期，期望越高，失望就越多。其实杂文只不过比别的文体多一点敏锐，多一点犀利，多一份清醒而已，说它是“感应的神经”犹可，把它当作“匕首和投枪”就有点不切实际了。我以为杂文能给后人留一份明白，不让后人笑我们愚昧笑我们白痴就很不错了。让后人能从我们这代人或愤激或含蓄的文字中，知道我们曾努力抗争过，也曾试图打破“铁屋子”，就足够了。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悲剧，我们能在悲剧里楔入一句清醒的台词，也算是给历史和后人一个交代。

我年轻时读“文革”，找不到知识分子的影子，颇多疑惑与不满。人到中年，终于明白，在一个连“说话”的权利都被剥夺的时代，在一个不允许有思想甚至规定了你怎样思想的时空里，哪里还会有知识分子呢？哪里还需要知识分子呢？

而今，我们能自说自话了，诉诸笔端偶尔还能变成铅字，这说明时代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有了说话的自由，有了表达思想的机会，为了不让“后人笑”，是不是也该有一点欧阳修的“怕后生笑”的自律和自省？